父母吃西餐 我的父亲到死对长江都是一步三回头
还没等人们意识到为什么，从天上流进诗画的长江，突然失去了衬托夕阳的闲适和雄心； 它忽然关闭了它那包容万千帆木的广阔胸怀。 长江突然成了我们的“敌人”。
最近回到江南，看见浑浊的黄水静静地流淌，像一个顽固的老人拖着一根扭曲的红木棍，愤恨地从自己不肖子孙的门外走出来。 过去了，再也没有回头。
这时，我觉得我必须把父亲的故事讲给长江和长江沿线的无良子孙听。 父亲直到去世前，总是回望长江。 我希望当人们最终明白如何向大自然道歉时，会想起我的这些故事。
1.鱼的故事
我父亲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去世。 在他去世之前，我和我的兄弟带他去旅行。 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旅行。 他拍了很多他感兴趣的照片。 回来后，他把这些照片一张一张地贴在自己的相册里，并在每张照片下面写上一两句话，就像笔记一样。 每次我都会打开他上次旅行的相册，看他拍的照片。 他在这些照片下写下的句子变成了插入其中的褪色老照片，诉说着故事。 写一些关于你父亲的故事。
例如，相册的第一页有两张我父亲在夏威夷阿拉乌马湾水下用防水相机拍摄的鱼的照片。 那些红黄相间的热带鱼，扁扁的身体就像蒲扇一样，在海里激起了一圈圈蓝色的波纹。 涟漪如一阵欢快的微风，搅动着旁边两株褐色的海藻。 热带鱼在水草间安详、无忧无虑地游动。
在这两张照片下，父亲写道：“鱼啊鱼啊长江葛洲坝的鱼都要逆流而上产卵。”
和许多老人一样，我的父亲来到美国看望他的孩子们。 来之前，我非常想念我和我的兄弟。 只过了一天，他就说道：“我最多只能呆一个月，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回去做。” 我和弟弟说：“你已经退休了，那些重要的事情就让你的研究生去做吧。” 是啊。”父亲说：“研究生威望不够，没人听。”我和弟弟笑道：“你威望高，谁听你的？”父亲叹了口气。过了一会儿，他坚定地说：“等长江里的鱼儿洄游的时候，我必须离开。”
当长江里的鱼儿洄游的时候，父亲总是要离开。 这一规定是从20世纪70年代长江葛洲坝修建时开始的。 记得父亲的朋友老顾，穿着一双又肥又黑的棉鞋，坐在我写字时坐的小凳子上，狼吞虎咽地吃下一碗蛋炒饭。 父亲穿着一件灰色的破棉袄，叹着气在小客厅里走来走去。 去。
“大坝上的鱼道就没用了吗？” 我父亲问道。
“没用的。” 老顾说道。
“鱼不是要经过鱼道吗？” 我父亲问道。
“我不会走。”老顾说道。
“下游的鱼能上来吗？” 父亲又问。
“我刚从葛洲坝回来，鱼都停在那里。” 老顾说道。
“建坝之前，我早就告诉他们，鱼不听人的命令，鱼有自己的规则。” 父亲说。
“葛洲坝人以为今年渔业大丰收，就抓起鱼苗放到坛上腌制。”老谷说。
“快吃吧，吃完我们就走。” 父亲说。
我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只感觉他们焦急不安，就像两个抢着救火的消防员。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带着三名研究生来到葛洲坝，想尽办法“过鱼道”。 然而，长江里的鱼最终还是听不懂人类的语言，也听不懂指向“鱼通道”的标志。 路标愚蠢地停在大坝下游，等待大坝打开为他们让路。
最后，父亲和老顾这两位鱼类生物学教授无奈，只好带着自己的研究生，用最原始的水桶，将本能的鱼一一运过大坝。 而且，从此以后，每年鱼儿洄游的时候，他们都会带着自己的研究生，帮助鱼兄弟把鱼运过大坝。 这被称为“科学研究”工作。 鱼每年都要洄游，所以父亲就得到了这样一份永远无法退休的“科研”工作。
长江三峡大坝蓄水之前，父亲就去世了。 否则，他将再有一份永远无法退休的“科研”工作。 父亲说：“我们教授只能做弥补的工作，羊没死的时候，你怎么喊也没人听你的。”
我们是一个非常功利的民族，我们是一个只关心眼前功利的民族。 我们可以提前拿走属于我们子孙的资源，然后迅速挥霍或浪费。 我们喜欢家里有孩子和孙子，但当我们的爱充其量延伸到我们的孙子时，我们的爱就突然停止了。 至于我们的曾孙、曾孙是否有日月、清风、蓝天，我们踢足闭目，眼不见心不烦。 我们也会对毫无根据的担忧不经意地一笑。 天怎么会塌下来？ 真丢脸。 我们的好感虽然没有根据，但却是有道理的。
偏偏我的父亲就是这么一个操心的人，他却更能与弟子们一起移山——年年带领弟子们搬鱼。
2、鸭子的故事
在父亲相册的第二页上，有一张一群鸭子的照片。 这时，我们在地图上看到了一个叫“天鹅湖”的地方。 我们带着父亲一起去。 我们在一望无际的玉米地里开了三个小时的车，然后进入了树林。 没有风，老藤静静地从树枝上垂下来，就像古代多年没有剃过的胡须，非常安详地垂到地上的腐叶上。 我们发现了这个“天鹅湖”。 湖里其实没有天鹅，但是有一整个湖，全是鸭子。 远远看去，它们一一密密麻麻，就像是灰色的小跳蚤。 我们的狗想去湖边喝水。 湖里的鸭子突然咆哮起来，像士兵一样排成队形向我们的狗游去，保卫自己的领地。 爸爸笑着拍了这张鸭子的照片。
他在照片下方写道：“鸭子，上海浦东的鸭子就是长江污染的证据。”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人们发现上海浦东、崇明岛地区肝癌发病率很高。 我父亲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研究生，名叫黄成，他是个孤儿。 父母均死于肝癌。 他的父亲经常给他一些零花钱。 他们有五个相亲相爱的兄弟姐妹，住在上海浦东地区。 当我读研究生时，我的大哥也因肝癌去世了。 人们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于是父亲带着几个研究生开始调查，研究为什么上海浦东肝癌发病率高。
我父亲选择研究生活在长江下游的鸭子。 那段时间，不断有一些鸭子被送到我们家。 家里的小厨房充满了鸭屎味。 我和弟弟蹑手蹑脚地捏着鼻子去厨房找零食。 油球、烧饼都有鸭屎味。 我妈妈和我爸爸争论并告诉他把这些鸭子处理掉。 爸爸说：放哪儿呢？学校办公室不能放。
后来，对鸭子的研究结果出来了。 上海浦东和崇明岛的鸭子，活了两年以上的，大部分都得了肝癌。 结论很明显：长江下游水质污染严重。
1989年，父亲带着黑色手提箱去美国参加“国际水资源环境保护会议”。 我和他的研究生黄成送他上飞机。 他的黑色手提箱里装着长江下游流域水污染状况的详细证据和研究报告。 我父亲穿着一套全新的西装。 西装裤腿卷到膝盖处，脚上穿着一双解放鞋。 我和黄成再三要求他把西装裤脱下来，穿上皮鞋。 他说：“我在长江水里泡了一整天，已经习惯了。” 于是他就上了飞机。 他看起来像一位教授，一位长江上的渔夫。 父亲半辈子都在长江上游荡，像武侠小说里的英雄一样，为无法保护自己的长江水资源的不平而奋斗。
我父亲从美国开会回来，心里很不高兴。 他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报道都是先讲污染，再讲整治措施。我报告污染后，别人问：你们国家有什么整治措施？我无法回答，我们没有。” ” 那会是几年前的十月份开业的。 那时，环境保护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重要。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最重要的是赚钱。 人们热衷于将自己的小房子装饰得漂漂亮亮的。 一旦他们走出自己的小家，无论门口和走廊多么脏，都看不到他们。 谁会关心如何清理那些流入长江、让鸭子得肝癌的东西？
去年，我偶然认识了父亲的研究生黄成。 他来美国进行短暂访问。 我问他：你好吗？ 他说：我刚刚去上海旅游了才来这里。 我最小的妹妹死于肝癌。 所以，我们都同时想念我的父亲。 黄成回忆起父亲写过的许多论文和报告。 这些论文和报道早已指出长江水产资源的污染和危机。 不幸的是，在我父亲生前，中国社会首先只重视与天地的斗争，而把人对自然的无知夸大为统治自然的权威； 后来，社会变成了只看重向天要钱、向地要钱，把人类对自然的讹诈当成了自然的财富。 我的父亲就像堂吉诃德一样，带着他的“桑丘斯”——几个真诚的研究生——向社会宣战，一座永远不会轻易停止转动的风车，他孤军奋战，直到死去。
3.船的故事
我父亲相册的第三页显示我们在科罗拉多河上划船。 我和弟弟担心父亲在美国会很孤独，怀念他在长江上的浪漫漂泊，所以我们决定带他去科罗拉多河划船。 科罗拉多河的水是浅绿色的，我们的小摩托艇是象牙色的。 父亲高兴地戴着渔夫草帽，把西装裤腿卷到膝盖以上，微笑着握着方向盘，仿佛回到了家乡。 。 象牙色的小摩托艇在水面上滑行，溅起高高低低的水珠，就像一只灵巧的鳐鱼在晶莹的水面上划出一道道白色的印记。 记得当时，一只像麻雀一样的小鸟飞来，落在船头，哥哥给它喂了面包。 小鸟不怕人。 他走到我们放食物的椅子旁，自娱自乐。 父亲叹了口气说：“这种人与动物之间的信任，在中国不知道需要多少代人才能建立起来。我们江南的麻雀见到人就像见了鬼一样。” ”。 我当然能理解父亲的意思。 。 仅靠少数科学家无法挽救中国的动物危机和环境污染。 我父亲正在驾驶船，他让我给他、鸟和船拍照。
父亲在这张照片下写道：“我们要教育长江流域的人民。”
上海浦东的鸭子证明长江被污染后，父亲在长江水域忙碌了很多年。 他和他的研究生在渔船上住了半年，收集数据。 当我和哥哥还小的时候，我们就想坐上渔船，去长江、太湖漫步。 暑假的时候，爸爸带我去过一次。 记得我去的渔船很小，我睡在后舱，连腿都伸不直。 我得憋着臭尿一直到天黑才可以站在船边高高翘起屁股尿尿。 当时正值捕鱼消息，船日夜在水面上颠簸。 父亲和其他人天不亮就起床，在渔民抓到的鱼中翻找。 他们将一些鱼切成片并在显微镜下观察。 据说有的鱼刺弯了，有的鱼身上有血斑，有的鱼数量大大减少。 我在船上无聊，吃了一周不盐不油的鱼和米饭。 离开地面后，他连走路都像青蛙一样，只跳了一次。 后来我就不再有兴趣去渔船上闲逛了。 我哥哥甚至去过那里一次。 那次他们去太湖，船大一点。 弟弟回来了，一直说：“我差点淹死了，我差点淹死了。” 他永远不会再去那里了。 但父亲和其他人却从未停止过。 年复一年，鱼季到来时，他们必须离开。 密切关注长江流域各类水产资源变化。 后来干脆租了一艘渔民的船，到处跟着鱼。 从长江下游到四川重庆，从太湖到鄱阳湖。 他们每年都走遍长江流域，风雨无阻。 他们还在长江流域采集了畸形鸟类。 有一只像麻雀一样的鸟，有三个翅膀。 第三个翅膀很小，就像孩子衣服上撕破的口袋。 我和弟弟看得好笑，爸爸说这种变异可能也和污染有关。
后来，我父亲在N大的办公室里摆满了长江流域大大小小的污染鱼类和其他常见动物的标本。 有时我去父亲的办公室，看到那么多被污染的鱼类和动物标本，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当我父亲与同事和研究生讨论这些被污染的鱼类和动物时，他们的表情严肃得就像受到攻击一样。 但长江沿线的造纸厂、印刷厂仍然向长江排放含铅污水； 结核病医院、精神病院仍将废弃药品倒入长江。 父亲和其他无能为力的知识分子能做什么呢？ 我什至嘲笑父亲：“除非你的污染鱼类和动物威胁到国家政权的稳定，否则没人会使用你的反制措施。”
父亲依然像往常一样在长江边忙碌着。 后来我发现，父亲这么做其实是为了一种精神，这就是他生命的意义。 这种精神是无法用“奉献”、“爱心”等形容词来形容的。 这种精神是一种冷静的理性，一种责任，一种不仅对自己负责而且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不仅对今天的发展负责而且对人类生存的地球的未来负责——这是一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为了这样一种科学和人文精神，我的父亲和他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在一个最没有科学和人文精神的时代忍辱负重，做了很多事情，其意义直到今天才被人们认识到。
4.我父亲追悼会的故事
我父亲相册中的最后一张照片来自他的追悼会。 不是我爸爸戴的，是我妈妈戴的。 妈妈在照片下写了一行字：“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取材于庄子《师父》中两条鱼的典故。 小池塘里的水干了，最后两条鱼互相吐水，以获得一点水分。 人们感叹这是多么伟大的爱情啊！ 但对于鱼儿来说，还不如让它们在江河湖泊中快乐地游来游去，完全不用担心彼此。 告别生死后，父亲回归了大自然。
和中国许多贫困但执着的中年知识分子一样，他的父亲英年早逝。 那时，他刚刚结束最后一次旅行。 由于长江鱼类洄游季节即将到来，他已经买了回国的机票，但未能成行。 父亲去世前几天，他全身皮肤发痒。 随后，他突然胃出血，不断吐血。 当救护车到达我们家时，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除了这本相册和每张照片下写下的几句对长江刻骨铭心的热爱之外，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医生告诉我们他的死因可能是铅中毒。 母亲二话没说，在长江鱼类洄游季节到来之前，带着父亲的骨灰按时回国。 就这样，父亲又回到了长江边。
我的父亲在美国，每一步都怀念长江。 当然，他的追悼会应该在他的江南老家举行。 但当我母亲带着父亲的骨灰回到南京后，我父亲部门的领导感到非常愧疚，告诉她：因为他们的秘书做期货交易，他偷偷地动用了部门的钱。 结果钱全都亏了。 连当年的教授、讲师的奖金都发不出来，我实在找不到钱给父亲办追悼会。 结果，我父亲的研究生黄成来了，捐了300块钱，为他父亲举办了追悼会。 然后老顾也捐款了，他父亲的其他同事和学生也捐款了。 妈妈哭了。
我父亲的追悼会是在长江边举行的。 除了他的同事和学生之外，还有很多渔民。 在追悼会上，我父亲的生命得以延续：
他的父亲名叫袁传密。 他出生于江南一个非常富裕的地主家庭，毕业于金陵大学。 后来我就在N大生物系工作了一辈子。 他年轻的时候很洋气，打领带，说英语。 他绝不是一个后来连西装都穿不了的“渔夫”。 他还会带我和弟弟去鸡鸣餐厅楼上的西餐厅，也不告诉我妈妈去吃牛排。 后来文革期间，他下乡，在乡下养了几年猪。 他像所有维新知识分子一样，非常努力地把祖辈八代人留下的非无产阶级意识抖掉、清理干净，然后与工农群众紧密结合起来。 20世纪70年代，只要有正常工作的机会，他就为长江环境保护奔走呼喊，直至去世。 这就是我父亲的生活，很简单。 我父亲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内心世界，他们的内心世界不得不公开。 他们唯一保留的，是根植于中国优秀知识分子良心的科学人文精神，这是我父亲一生的支点。
我父亲的故事已经结束了。 长江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或许永远也不会结束。 最近，老顾给我发了一份当地的报纸，报道了一位渔民捕获了一条长江珍稀动物——白鲟。 报道提到，从渔民到科学家，每个人都在努力拯救白鲟。 老顾读完后，坚持让儿子把这份报告带到我父亲的坟前烧掉，以安慰他在天堂的灵魂。 又因为长江第一条白鲟是我父亲发现并命名的。 报纸请我谈谈如果我父亲看到人们对珍稀动物如此关心，他会作何感想。 此时，父亲已经去世九年了。 终于，我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所秉持的科学人文精神开始成为大众意识。 我父亲会怎么想？
我想父亲大概会说：“世间相忘，不如相助。”
我父亲的科学家生涯让他比许多人看得更远。 与其在动物遇到危险时赞扬人类对动物的照顾，不如不去干涉动物，让它们和我们人类一样，在地球上拥有一席之地，过上平静的生活。 地球不是人类主宰的。 长江里的鱼有权利拒绝人类的命令或照顾。 让动物按照各自物种的本能自由生活。 我想这可能是我父亲要为鱼、鸟、鸭、白鲟发出的独立宣言。
